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(shù)30萬以上是如何認定的

時間:2021-12-20 作者:pUssy 節(jié)日寄語

真相是不可毀滅的,是沒有國界和政治傾向的。我們要同心協(xié)力,以確保真相被保存、被牢記,使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悲劇永不再發(fā)生。以下是范文社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(shù)30萬以上是如何認定的相關參考資料,希望能幫助到大家,歡迎你的閱讀。

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(shù)30萬以上是如何認定的

對于認定和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而言,“遇難者30萬”不僅是遇難人數(shù)的底限,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、捍衛(wèi)民族歷史尊嚴的底限,不容任何形式的質疑和挑戰(zhàn)。

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石壁墻上,用中英日等多國文字鐫刻著“遇難者300000”,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惡,也讓國人銘記曾經遭受的屈辱與傷痛。然而,這場浩劫發(fā)生之后的八十多年里,不斷有人以種種“理由”質疑死難者是否達到30萬之多,特別是日本右翼勢力,他們通過所謂的“精確考證”,提出20萬人、10萬人、5萬人、3萬人乃至3000人、47人等結論。誠然,死難者數(shù)字的消長并不會影響對日軍罪惡行徑的定性,但是這種質疑行為的根本意圖是,企圖以人數(shù)的“不精確”和“不客觀”,來證明事實認定的“不精確”和“不客觀”,進而將南京大屠殺由客觀事實定義為被害者主觀建構的“被害記憶”,從而否定大屠殺事實的存在。因此,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(shù)的捍衛(wèi),不僅關乎歷史事實,更關乎民族尊嚴。事實上,30萬死難者應是指大屠殺死難人數(shù)的下限,最直接的根據來自戰(zhàn)后審判戰(zhàn)犯軍事法庭的判決。

1屠殺罪行是戰(zhàn)后審判的重要內容

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后,根據國際懲辦戰(zhàn)犯的法律條例與協(xié)議規(guī)定,戰(zhàn)勝國組織國際法庭和受害國法庭審判戰(zhàn)爭罪行。甲級戰(zhàn)犯由國際法庭收審,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(又稱“東京法庭”);乙級、丙級戰(zhàn)犯由受害國法庭審判定罪。

東京法庭由中、美、英、蘇等11個國家委派的11名法官組成。中國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國方面參與審判,擔任中國駐東京法庭代表團團長。該法庭從1946年4月29日開始,對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(zhàn)犯提起訴訟,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決,歷時兩年零六個月。1945年11月,中國在重慶成立戰(zhàn)爭罪犯處理委員會,并先后在南京、上海、北平、太原等城市設立10個軍事法庭,審判日本乙級、丙級戰(zhàn)犯。其中,涉及審判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軍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“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(zhàn)犯軍事法庭”,學者一般稱為“中國南京審判戰(zhàn)犯軍事法庭”,簡稱“南京法庭”。

由于南京大屠殺是二戰(zhàn)期間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,因此東京法庭對于此案的審理特別嚴肅認真。據梅汝璈回憶,他們“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、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(人數(shù)在十名以上)的口頭證言及檢察及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,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文件,并且鞫訊了松井石根本人”。

南京法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審判主要有兩起案件:一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案,1947年1月9日立案,被編為“審字第1號”,由石美瑜、宋書同、李元慶、葛紹棠、葉在增5位法官及2位檢察官審理,1947年3月10日宣判。

在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中,谷壽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華門,指使和慫恿部屬濫殺無辜,是直接實施屠殺南京軍民的罪魁之一。1946年2月,駐日盟軍應中國政府要求,以戰(zhàn)犯嫌疑者名義逮捕谷壽夫。同年8月1日,谷壽夫與12名乙級戰(zhàn)犯一起被押至中國受審。二是日軍少尉向井敏明、野田毅以及田中軍吉戰(zhàn)犯案。向井和野田系日軍第十六師團少尉軍官,兩人在進攻南京途中,相約以100人為目標進行殺人比賽。到達南京紫金山時,向井殺了106人,野田殺了105人,分不清誰先殺到100人,于是以150人為新的目標,繼續(xù)向南京城內進行砍殺比賽。另一位日軍軍官田中軍吉,曾手執(zhí)一把名為“助廣”的軍刀,先后殺戮300多名中國人。該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,被編為“審字第13號”,同年12月18日宣判。

2屠殺事實與遇難人數(shù)于法有據

東京法庭對松井石根的定罪,從法律上認定了南京大屠殺的事實,而南京法庭對上述兩起案件的判決,則為認定大屠殺死難人數(shù)提供了直接依據。

抗戰(zhàn)勝利后,南京市政府、南京市臨時參議會、首都地方法院,成立了“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”“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”等機構,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了專項調查,為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提供了大量證據。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提交給南京法庭的《南京大屠殺慘案述要》共有2784件調查結文,其中,中華門一帶約占三分之一,有十余萬人被害。

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《戰(zhàn)犯谷壽夫判決書》,谷壽夫案共記錄集體屠殺28案,零散屠殺858案,無辜軍民被日軍殘殺有案可查者達886起。其中,僅發(fā)生在中華門區(qū)域的就有378案,占零散屠殺案的43%。3月10日,南京法庭對谷壽夫案作出判決,判決書明確指出:“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,厥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,亦即在谷壽夫部隊駐(南)京之期間內。計于中華門花神廟、寶塔橋、石觀音、下關草鞋峽等處,我被俘虜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,有單耀亭等十九萬人。此外零散屠殺,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余具。被害總數(shù)達三十萬人以上?!?

向井敏明、野田毅一案的判決書也提及屠殺遇害者有30余萬人:被俘軍民遭集體殺戮及毀尸滅跡者達19萬人以上,被零星殘殺尸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15萬人以上,均為該確定判決根據確切證據所認定之事實。

3遇難者人數(shù)實為30萬以上

值得注意的是,據上述判決,南京法庭不僅判定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(shù)為“三十萬人以上”或“三十余萬人”,還明確指出“三十余萬人的數(shù)字”是由“集體屠殺十九萬人”和“零散屠殺十五萬余人”構成。法官考慮到戰(zhàn)場客觀條件和事實認定的難度,沒有簡單地把19萬和15萬相加,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,即 “30萬”既是約數(shù),也是確數(shù)。所謂約數(shù),是指死難者超過 30萬人。所謂確數(shù),是指不少于30萬死難者,或者說“30萬”是下限的數(shù)字。此外,判決提到的屠殺30余萬人的時間、地點、加害者、受害對象、加害手段等輔助信息,也印證了認定結果的準確性。

東京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判決,雖然沒有直接將遇難人數(shù)認定為30萬,但指出“日軍僅于占領南京后最初的六個星期內,不算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,即屠殺了平民和俘虜二十萬人以上”?!岸f人以上”究竟是多少? 該法庭沒有作出明確判定,但這個開放性的結論至少說明,東京法庭亦認定20萬僅為遇難者人數(shù)下限,而非上限。最值得注意的是,這個“二十萬人以上”的結論尚未計入“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”。

綜上所述,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:對于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(shù),南京法庭直接判定為30余萬,東京法庭雖然判定“二十萬人以上”,但考慮到“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”未計算在內,可以說兩個法庭認定的死難者數(shù)字基本相近。

此外,30萬死難者僅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惡之一,并非唯一罪行。為期六周的暴行中,除屠戮無辜軍民外,日軍在南京內外發(fā)動的掠奪、奸淫和焚燒破壞等罪行同樣是大屠殺的一部分。東京法庭的判決書中指出:日軍“在占領后一個月中,在南京市內發(fā)生了二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……這類的放火在數(shù)天以后,就像按照著預定的計劃似的繼續(xù)了六個禮拜之久。因此,全市約三分之一都被毀了。”南京法庭在判決書中也明確判定:“查被告在作戰(zhàn)期間,以兇殘手段,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(zhàn)斗人員,并肆施強奸、搶劫、破壞財產等暴行,系違反《海牙陸戰(zhàn)規(guī)例》及《戰(zhàn)時俘虜待遇公約》各規(guī)定,應構成戰(zhàn)爭罪及違反人道罪。”

因此,對于認定和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而言,“遇難者30萬”不僅是遇難人數(shù)的底限,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、捍衛(wèi)民族歷史尊嚴的底限,不容任何形式的質疑和挑戰(zhàn)。